1943年6月2日，我通过一艘名为“巴尔德”的货船离开丢了色当的法国，踏上前往北欧的旅程。船艉的旗台悬挂着挪威的十字旗，甲板上有一排排用防水帆布盖住的机械，好似在船身上铺了几块巨大的华夫饼。登船时，埃里克森——脸上有雀斑的、身后有战痕的水手，已经向我揭示了华夫饼们的奥秘，那些深绿色饼皮下的是突击炮，一种由德国Ⅲ号中型坦克改装的自行火炮，刚刚从组装车间诞生，就叫钢缆和木楔捆缚着运往天寒地冻的北境。它们会先到挪威的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以走私的形式输入芬兰的国防军。

这条汉子忙完甲板的活，颓丧地挤过了桥楼舱门的缝隙，通红的脸颊已白成鱼肚：“按照您的吩咐，我第三遍检查了货物的情况，一切良好……”

我笑着问：“装船作业结束不久，他就围着甲板跑圈，刚刚又跑一遍，干嘛折腾他。”

维克——这艘货船的船长，皱起了两条浓密的眉毛，瞥了我一眼：“什么？”

我无奈压下眉，维克船长忽然大笑起来，猛拍了把我的背，我难受得咳嗽。

“您瞧他！喝得酩酊大醉的，他要值班，该醒醒酒。”维克说。

“是我做错了，是我做错了，喝了太多白兰地。”埃里克森在谄媚地笑。这里的另两人，大副、正在掌舵的水手也跟着笑。

我耸耸肩，换了个话题：“我倒有个疑问，前线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坦克上一辆炸一辆，怎么还想着卖前线急需的武器？瞧瞧，你们都能开一家‘突击炮商店’了。要是中途遇上潜艇，不说挨鱼雷、挨炮弹，他们不得再从供应前线的列车上卸一批下来。”

“炮弹不怕！”船长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会得到护航，他们不敢浮出来轰甲板炮。”

“克文斯佬订购了这些没炮塔的坦克，”大副说，“克文斯佬愿意找酸菜佬买。这是已经签好的合同，酸菜佬丢了自己的土地，借法国土地苟活，威信一落千丈，必须装得局势还没有太糟……扬基佬开始横渡大西洋了，您知道吗？”

“我知道。”我说。这是人尽皆知的，西欧各大报纸均以刺眼的头版宣告：美军正向法国集结，前线形势即将扭转。

“现在您知道了……”埃里克森无精打采地嘟囔着。

大副张了张嘴，通往船舱的门突然开了，一个水手闯进来说：“主，我能喝点酒吗？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允许我……”

维克船长苦着个脸。大副瞅瞅他，转皱着眉头地看着水手：“喝吧。”

水手两眼发光，闪出桥楼，摔上门，门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小。

维克把围满胡渣的嘴怼到一个传声筒上，喊：“半速前进！”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筒里涌了回来：“嗯……啊，半速前进。”

“半速前进！”维克又朝里面喊了一嗓子，放过了这个金属喇叭。他走到海图前，看着我说：“去休息吧，瞧瞧您，大老远赶过来，一定累坏了。”

我离开桥楼，沿着布满棕褐色锈迹的舱壁下到宿舍。我确实累坏了，1941年远征军在德国的覆灭，害得帝国元气大伤，今天苏联坦克又在西欧北部狼奔豕突，吓得我们的百年仇敌法国屎尿横流……犹太布尔什维克究竟在用什么巫术，使爱好和平、安居乐业的民众狂怒，扛起铁叉与钢枪手刃他们的同胞？轮机在地板下怒吼，我的吊床摇摇晃晃，一扇悬挂的干肉也跟着颤动，仿佛在挑衅：“来呀，把你的牙齿嵌我的身体，让你脏臭的唾液流遍吧……”畜尸！我用过晚餐才登上这艘船，畜尸，魅惑贪婪的犹太老鼠去。

我下意识地翻了个身，结果后背一空，摔在了冰冷的地板上。隔壁传来了说话的声音，我听不出是什么语言，轮机訇訇的，他应该没注意到我的狼狈。我捂了捂发疼的背，躺回吊床，更疲倦，睡意却被摔掉了不少。我的主，行行好，这一次摔了就不要再摔，您知道我的意思，可别有什么鱼雷撞到船舷上，把我掀下去。我在身上画了个十字，如一具尸体般躺好。帝国在挪威与瑞典部署了好几个师，一大堆小伙子呢，等着我去拍照……

当突击炮在码头列成一排，被起重机一辆接一辆地吊上甲板时，我刚记录了几个法国小伙和他们刺破夜幕的探照灯。在港口大门，一名身穿晚礼服、卷发似火的女郎，正扭着宽大的臀部离开，她的高跟鞋“咣咣”踏着水泥地，长筒丝袜的缝线从脚踝勾引地延伸进裙底。去年1月，我在利物浦遇见过一名这样的女郎，她在等待一艘开往巴西的客轮，我在等待美国来的客人。她告诉我，自己刚怀上日本人的“猫妖”，日美就开战了；生产猫妖的日本公司正尽可能地将位于同盟国的资产转移到中立的南美洲，她——也是资产的一部分。

海洋，你孕育了多少生命，又让多少生命享受了生活的苦……

一个穿着羊毛衣的芬兰人从亮着灯的走廊探过头来，嚷了一嗓子芬兰话，又对我笑笑，自顾自地走了。除我以外，船上还有像他一样的20余个芬兰人，他们是学成归来的突击炮兵、机械师，是芬兰突击炮部队的种子。芬兰，我即将抵达的北境共和国，那麻脸的水手埃里克森，就和它有过交集，甚至英勇保卫过它的国土。

埃里克森是“巴尔德”号上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下午，我拎着两箱行李匆忙赶到港口时，他跟我打了个招呼，随手夺过了最大的箱子。没走几步路，他就笑话我：“老兄，这么点份量，直不起腰了……”还吹起了欢快的口哨。我几次想停下休息，自尊心又作祟。我的两个妹妹是娇生惯养的小姐，我可不是，我精通的不仅仅是摄影和大号，还有击剑与狩猎，绝不能让这个傻老粗看低。我咬着牙，尾随他下了锈迹斑斑的铁梯，进入了“巴尔德”号的宿舍——承重柱上挂着吊床的空船舱。通往走廊的门也不能关，以便在遇险时逃离。

他帮我安置好行李，掏出了一块怀表，是很过时的款式，表壳的漆也掉得没眼看：“到点了，我可以休息了，我们去喝一杯如何？我们要运的货都没拉来呢。”

刚喘一口气，我就离开了空空如也的“巴尔德”号。他将我带回熙熙攘攘的街道，我下了火车就是经过这里抵达的港口。一些有幸未被送往前线的男人已经下班，搂着换上高跟鞋的女工友闲庭信步。报童们贪婪地盯着他们，叫嚷着报纸的标题。埃里克森大大咧咧，与我并肩走着，丝毫不考虑我的路况，要害我撞上一个报童挥舞的报纸。我无可奈何，作势要接一张，那报童飞快地抽回了报纸，厉声说：“先生！这可不是免费的！”

他带我来到了一家弥漫着酒精与臭汗味的酒馆，一群工人正在粗鲁地大声喧哗。他们像熊看到蜂蜜似地垂涎忙碌的女侍们。两个姑娘都是扎着麻花辫，面带僵硬的笑容，为这些不怀好意的异性端送酒水。她们的长裙把臀部遮得严实，但束腰又将胸挤得高挺。

埃里克森也不例外，他对我说：“我推荐苹果酒，酒味淡得出奇，不容易误事……”接着，那对深蓝色的眼珠就怼在姑娘们一颠一颠的胸上了。

“可以，可以。”我的喉咙干得冒烟了，一杯无味的水也成……

苹果酒——清甜的甘露，稀释了我浓稠的血液，使全身都舒畅了。我问起了他背上疤痕的来历——尚在“巴尔德”号时，他当着我的面换掉了汗湿的衬衫，我目击到了。他告诉我，这是在芬兰跟苏联人打仗时的纪念品。好一个英雄！1940年2月，他作为挪威志愿者，加入了消杀犹太布尔什维克的伟大战争，在瑞典志愿军下属的第1战斗群，于芬兰中部的萨拉雪林中顽强作战，经受了一个月的寒冬与战火的磨练。

没有男孩是不崇拜英雄的。我顿时起了兴致：“水手先生，我冒昧地请求您，讲讲您深刻的记忆吧？”被我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这么说，他也精神起来，先后与我描绘了四件事，而最让他，也是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第二件。讲述此事前，他发亮的灰瞳黯淡了下去。我忙向他道歉，他却摆摆手，抿了一口新盛的苹果酒。“你问的正好，我需要把这件事讲一遍，我不能总把烦心的事憋着，你说是不……”埃里克森先生让我安心地听。

“我们再一次披着纯白色的伪装服，在针叶林中滑雪迂回，尝试把俄国人包成一捆新柴。我落在队伍的末尾，几近掉队，因为我担负着应对装甲目标的责任，背上绑着一支笨重的反坦克步枪。嘿！我向主祈祷，希望他发发善心，让队伍的速度慢下来，我是来敲俄国人铁罐头的，不是帮狼群果腹的，不想也万万不能一个人落在这样的地方。你猜怎么着，灵验了，前面的人滑得越来越慢，最后停滞在了雪林中。我听到了争吵声。

“我问背弹药的副手：‘什么事？’副手想都没想，扭头就问前面背重机枪部件的人：‘什么事？’他们也摇摇头。只听得一阵打斗后，争吵被替换成了喳喳嘁嘁的嚷嚷。听不清。

“‘原地休息10分钟！士兵们，原地休息10分钟！’领头的上士喊。

“我背着这么大一杆枪，累呀，累呀，可我也好奇！我继续滑，几个负责重机枪的人、好几个步枪手，都一屁股砸在了雪上！我‘抛下’的人越来越多，嚷声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往前看。靠近队首时，我差点没把我的手枪掏出来，两个戴苏式钢盔、裹棕色棉衣的家伙，正背靠背地捆在一起，叫上士和五个人围在一处土坡下。他们被俘的真是时候，我们赶着要发起进攻。那个上士可憎恶布尔什维克了，我预感到他们要倒大霉。

“上士见我来了，就问：‘有人掉队吗？’

“‘没有，我倒是差点掉队了……’我苦笑着说，‘怎么回事？’

“左边的俘虏倒是回答我了，他已经痛哭流涕：‘先生们！我不是俄国佬，是芬兰的俄裔，我是芬兰人……口令、口令是“耶格瑞”（Jääkäri）、“耶格瑞”！我读的够标准吧，先生们……相信我，我真的不是特务……我和这狗屎不同，您不能和步兵团里的恶棍一样……’

“我看向那‘狗屎’，他倒是冷静，不卑不亢，甩了我个冷眼，把脸撇向了一边。与棕色棉衣下是白色伪装服的俄裔朋友不一样，他只穿着件棕色棉衣——全身上下都是棕色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味浓得呛人。看来，他的俄国佬身份是毋庸置疑了。

“其他人打趣地瞧着他俩，我对上士说：‘翻翻他的识别牌？’

“上士说：‘他说弄丢了。’声音之冰冷，好似打在我们脸上的风雪。上士直勾勾地盯着他，说：‘第40步兵团的列兵马蒂·古斯塔夫·科尔霍宁？’

“俄裔俘虏拼命点头，上士很重地叹了口气，他又疯狂摇头了：‘不不不！是第40步兵团的列兵马蒂·约翰内斯·科尔霍宁！对不起对不起，请相信我！我穿这身皮，是因为附近有好多布尔什维克在说俄语……我掉队了，不想被乱枪打死，迫不得已，才穿的这身衣服，然后跟这狗屎扭打在一起……我说的和前面没有出入吧？和前面没有出入吧？’

“他背后的俄国佬不屑地‘哼’了一声，骂他：‘胆小的狗屎。’

“我惊呆了，这俄国佬说的是芬兰语！至少我一个挪威人听不出什么问题。与我相比，我们的俄裔朋友反应更大，扭着脑袋像要把他耳朵撕咬下来：‘你才是狗屎！出卖国家和民族给布尔什维克匪帮！狗屎！叛徒！该丢到粪坑里淹死——’

“俄国佬也拧过头，放开嗓门地大叫：‘狗屎！我爹被沙皇的狗腿子枪毙时，你他妈的白军爹死哪去了！是红军让我报了仇！而不是你的——没用的狗屎！’

“两个人叫骂着，滑稽地扭动着，给我哭笑不得，明明处于相同的险境，却都企图搞死对方！我们的上士掏出怀表，瞅了眼，显然是不想再观赏这出闹剧了，他已经认定两个人的身份——特务和士兵，都是布尔什维克，掏出手枪，一枪打穿了士兵的头。俄裔吓得脸白得跟雪一样，不停求饶。有个人咂咂嘴，说：‘死到临头了，这布匪一点骨气都没有，真是没用的废物。’上士遂将枪口指向最后一个俘虏，让他的脑袋也开了花。

“‘休息时间结束，继续前进！’上士说，并把手枪关掉保险，插回枪套。人群开始涌动。我们没能赶在预定时间发起进攻，迟到了超过二十分钟。”

讲完，埃里克森灌了口苹果酒，问我：“这酒啊，还是太‘果汁’了……唉，您怎么看？”

我难堪地笑着。

“您觉得，他会不会真的是芬兰人……”

“我觉得，无论是不是，都没有意义，”我说，“他已经去等末日审判了，好人还是坏人，主自会裁夺。尚在人间的我们能做的，只有为他喝一杯了。”

埃里克森点点头，将杯中的苹果酒闷了个精光，又要了一杯比它贵上、也烈上数倍的苹果白兰地，开始讲一个关于营地生活的、轻松得多的故事。

现在，隔壁的人在骂着什么，口齿不清地跟喝醉了似的。我小心地扭了扭身体，没让自己从吊床上坠下来。上周瞧到的猫妖真是有趣，皮肤找不到一点瑕疵，还有根长尾巴从裙中伸出来，活泼地摇来晃去。舞会上的绅士淑女都在望她，纵使她只是杵在自己的企业主主人旁，面无表情，也没有跳过一支舞。何时我们能人手一个猫妖姑娘呢？犹太布尔什维克要赢了，就不会有希望。战争爆发前，他们就把日本人大肆宣传的“猫妖工程”批得体无完肤了。犹太布尔什维克作的又一个孽，不知吓跑了多少期望参与工程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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